中国需要征收能源税

作者:机构动态

  摘要: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(IPCC)第五次评估报告已经开始了准备工作。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(IPCC)第五次评估报告已经开始了准备工作。除了加强科学研究外,此次评估报告还将更多加入经济、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。瑞典哥德堡大学气候变化经济学教授托马斯·斯特内尔(Thomas Sterner)是这份报告的公共政策设计部分的主要执笔人。
在参加北京论坛2010年会期间,斯特内尔接受了《第一财经日报》专访,透露了第五次评估报告的准备情况。采访在直接、坦率的气氛下进行。他试图说服本报记者,中国需要提高成品油和其他燃料价格,征收化石能源税,并且将税率每年提高10%;这样将有助于节能和社会公平。他表示,作为一个科学家,涉入政治辩论,是出于他的道德责任,以及政治家的缺位。
第一财经日报:您认为,学术圈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了吗?
斯特内尔:确实,由于燃烧石油和煤炭,我们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,但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却只有少部分温度上升(这有悖于二氧化碳与温度的关联性)。这种情况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。一个原因是一些污染物,例如褐云(brown cloud)、二氧化硫等,给地球降温,降低了温室效应。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——当这些污染消失,气候变化效应会加重。另一个原因是惯性(热容量)大使得海洋变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,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只观察到一半的变暖程度。到目前为止全球温度上升了0.7摄氏度,但实际上这个数字应该是1.5摄氏度。
日报:能否谈谈您在IPCC第五次报告中的工作?
斯特内尔:我的主要工作是政策工具设计。虽然现在报告还没正式开始,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些前期研究。我相信我们需要提高煤炭和石油的价格。以中国为例,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,你们采用了大量的太阳能,你们在许多产业中提高了能源的使用效率,但同时你们新建了许多公路和汽车制造厂。而中国的成品油价格(破解油价困境)还比较低廉。这样,中国人就会购买更多的汽车,行驶更远的里程,这样排放总量不可能下降。所以,我认为,就中国而言,唯一有效的政策就是提高燃料价格,并且征收化石燃料税和资源型电力税。
日报:您的意思是征收能源税?
斯特内尔:对,能源税是避免这种错误扩大化的方法。中国可以降低其他方面的税收来换取能源税的提高。如果你需要减少5%的碳排放,你就需要提高10%的能源税率。所以如果要达到中国所设定的目标,你们就需要每年将能源税提高10%。
日报:目前中国有很多类似争论。许多汽车使用者和潜在消费者并不同意您的观点。他们也不同意成品油涨价。您如何看待这种争论?
斯特内尔:政府应该代表全体人民。我认为在中国只有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汽车。
日报:我有车,但我显然不算富裕。
斯特内尔:你至少算相对富裕的。从社会公平的角度,我认为你应该多付出一些。我做了统计:中国的石油最主要由经济情况比较好的前20%到30%的人消费。我认为他们应该多付出,这样做也同样有利于70%相对不富裕的人口。相对富裕的人缴纳更多的能源税,而农民、没有车的人从中得到实惠,这很公平。
日报:让我们谈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,我们能预测第五次报告肯定能达成成果吗?您认为相比于第四次评估报告它将有什么新意?
斯特内尔:我想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,而目前为止薄弱的方面是经济评估。我希望能努力深化大家对能源价格的认识。如果不对价格作出调整,人们将继续能源消费,而这种情况下即使有节能措施,节能产业,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。如果不征能源税,产业的节能措施将导致能源出现更低的价格均衡。所以,我们必须使能源贵起来。
日报:有一些人认为,IPCC的科学家过多地卷入了政治辩论中。能源税的辩论也是一种公共政策辩论。您对此如何看待?
斯特内尔:我想科学家负有道德责任。气候变化问题很大,而政治没有对此作出回应。我们已经谈论气候问题一二十年了,但是温室效应仍在加剧,而这些讨论并没有实质性的效果,科学家认为这是政治体系的失败。我认为科学家有道德责任来改变这一状态。就好比邻家的大人在打小孩,这时候没有警察,那么你就有道德责任去管。
日报:您认为全球的政治家都打地球吗?
斯特内尔:对,所以道德责任就是我们直接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,做我们能够做的,去告知公众事情的真相。许多政治家也希望我们这样做,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只能去做大家都支持的事情。也就是说,政治家只有在大家都支持能源税的时候才会开始征税。中国情况可能不太一样,但一样的是,如果政治家做了不受欢迎的事情,就会招来麻烦。
日报:科学家被认为应该保持中立客观。但是,针对您上述的回答,如何看待这种科学客观性?
斯特内尔:是该客观,但是如你所看到的,如果我中立且客观,我就同样成了打地球的人了。如果有警察在管,我会回到办公室做我的科学研究。但是现在警察不在,所以我的道德责任要求我作出回应。我有义务保证我的立场中立客观,而且我的研究仍然是客观的,但是我也有义务去寻找有效的沟通方式。我要告诉我的上司、政治家、媒体和普通大众,告诉他们我的结论,希望让大众和政治家了解。
日报:您对坎昆气候会议有何期待?
斯特内尔:我想坎昆会议不会有太多惊喜发生。我同样认为对哥本哈根的过高期望是不现实的。进展总是缓慢的,成果是有限的。谈判成功可能也并不如预想的那样美好,我们总是会有所取舍和折中。最大的问题以及最重要的障碍就是确定谁来埋单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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